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指出，全球的碳循环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才会出现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其成因事关能源和生产消费革命，而能源背后则是国民经济支柱性的产业，诸如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碳排放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传统的认识是，对于很多产业来说，碳达峰、碳中和都是约束性要求，给地方发展设定了天花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涉碳政策和行动更多是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加法。”柴麒敏说。

        郑新业指出，二氧化碳排放流量重要，存量其实更重要，当前气候变化也是存量引起的。“两百年前排的碳和今天排碳对气候的负面冲击是一样的。”

        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量碳排放空间，后进国家是否还有碳排放空间？“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增量碳排放权应当留给不发达国家。”郑新业说：“还有很多国家缺电，这些国家有发展的权益。”

        郑新业表示，碳排放和减排的国际公共品属性要求高效碳体系要重视国际协调，要充分运用国际多边机制，增强国内产业的碳竞争力。

        他建议，对于缺电的不发达国家，亚投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可以支持其投资火电，促进其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去购买更多可再生能源，实现项目的碳中和，兼顾减排和发展。

        郑新业还强调要统筹好不同代际之间的碳排放空间，要坚持代际成本均等化。他解释，每一代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对减排的贡献，往后有更好的禀赋、技术以及更强的负担能力。

        为防止“碳泄漏”，2021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关于与世贸组织兼容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并于7月公布了CBAM设计方案，从2023年开始陆续对水泥、电力、化肥、钢铁等产业征收碳关税。

        “不仅是欧盟，美国、加拿大都在推动类似这样的政策，如果多国形成碳关税联盟，那么未来对于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柴麒敏说。

        波士顿咨询（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周园介绍，碳关税实施之后，将会削弱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优势，企业的利润会下降40%，“而欧洲国家已经处于自然碳达峰状态，欧洲的企业已经在过去十几年中培养了低碳生产的能力，他们的低碳竞争力很可能会取代中国企业低成本的竞争力”。

        她介绍，自然碳达峰状态一般是人均GDP为2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70%，服务业占比70%以上，固体燃料占比低于50%，欧洲很多国家是在自然碳达峰的情况下提出低碳目标的。在2020年，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城镇化率是60%，服务业占比55%，固体燃料占比80%，与自然碳达峰存在较大差距，实现双碳目标的挑战巨大。

        郑新业建议，要积极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短期内，中国应当从国际贸易规则的层面考虑其合法性与合规性，指导国内相关行业与企业的应对；长远来看，应当以完善国内的碳市场（包括其他碳定价方式）为契机，不断增强国内产业的碳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间碳定价联合协调机制，推动中国碳定价获得欧盟等贸易国家的认可。

        “全球也好、中国也好，种种迹象都表明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征程”，柴麒敏说，“中国距离2030年达峰不到十年，‘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和窗口期，意味着主要的政策、顶层设计都会在‘十四五’阶段逐步落地”。

        柴麒敏介绍，中国第一次经济转型大概出现在1978年（也是碳强度转折点），极大地改善中国此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在他看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出现拐点的时候，意味着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

        柴麒敏指出，自2020年9月以来，中国出台的涉及“双碳”的政策已经超过二十项。近期，关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中相关重点领域行业实施方案及支撑保障措施，大概还有三十多项政策将陆续出台。

        柴麒敏指出，政策推动在提高企业、行业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机构也在从金融方面推动政策出台。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正组织开展对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对未来金融机构的评级以及未来的风险管理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

        柴麒敏建议，要建立气候的绩效评价标准，引导资本流向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鼓励对金融机构、企业和各地区的应对气候变化表现进行科学评估和社会监督。

        由于不同省份间存在差别，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不能统一对待。

        郑新业解释说，各地区在经济体量、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巨⼤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碳排水平本身存在差异。若按照收入与排放将所有省份划分为四个象限，北京、上海等高收入、低排放为第一象限，⼴东、浙江等高收入、高排放为第二象限，海南等低收入、低排放为第三象限。与这三个象限相比，位于低收入、高排放第四象限的河北、山西等地实现“双碳”目标更为艰难。

        郑新业建议，要统筹好不同区域之间碳减排空间分配，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的减排，“谁的GDP高，谁承担减排的责任就应该越重，因为其收益也越大”。

        周园指出，地方在实现目标时不应只是做减法、想着怎么样去减排，还要想如何做加法，不同的产业格局如何调整、升级等。

        “很多地方政府内部对双碳、减碳认识模糊，谁来主管、推行，如何衡量，思想并不统一。”周园指出，地方目前尚未结合自身禀赋和挑战来明确城市的绿色发展战略，碳基线核算的方法、边界、口径等不一致，且底层数据不可得、不完整、不统一，要在此情况下进行精细化考量面临很大挑战。

        针对数据模糊且口径不统一的情况，她建议应先按照终端用能部门构建碳排基线，确定核算口径及范围，然后按照不同情景测算减碳成本，设定目标，制定出最优的行动计划，从城市实际出发，而不是过于激进地提出减碳目标。

        郑新业表示，要降低碳排放，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背后意味着：双碳不是免费的。他解释，煤炭脱硫脱硝提高煤炭价格、成品油标准的提升拉高油品价格、购买绿证会提高电力成本等，使得用能成本提升，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周园指出，国内提出的“双碳”目标是自上而下的压力来推动，国内公众还没做好准备。“我们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公众不愿意为此付出溢价或承担不便利，这也是国内现在进行双碳的挑战之一。”

        在郑新业看来，要明确减碳的收益在哪。他指出，碳减排存在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即企业通过减排让全球受益，但没办法向全世界收费，这和制造出售产品不一样，很难确权，从而难以匹配成本和收益，也使得金融工具设计遇到挑战。

        目前有不少企业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柴麒敏介绍，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在至少有150多家企业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包括火电、石化化工、冶金建材、交通行业、信息科技、纺织行业、金融机构等，“这些企业应该说是‘头雁’，未来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不过，周园指出，尽管很多企业已经提出了减碳目标，并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和衡量，企业需要科学评估碳的界限，在此基础上按照成本边际效应制定合理的目标。

        她认为，不同的减排举措成本相差非常大，企业有很多做“加法”的空间，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无论是存量业务运营还是新业务投资，从成本最低的减排举措入手。

        无论减排成本高低，企业增加的成本，最终也将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转嫁出去。社会各界对碳排放的关注度高涨，给上市公司披露自身碳排数据提出了要求。根据财经杂志和中创碳投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2021）》，上榜的100家上市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合计44.24亿吨，占全国总量约44.7%。但是，主动披露碳排放数据的公司却不多。目前，上市公司碳排放数据的披露水平参差不齐。尤其在A股市场，几乎没有企业主动披露相关数据。榜单上51家A股上市公司，仅4家主动披露。

        对于碳排放对企业竞争力造成的影响，郑新业认为，相比碳市场的直接成本传导，碳税能够缓冲企业受到的冲击。他建议将增值税税率降到10%，引入碳税，在缓和企业受到碳冲击的同时，促进减排。“（减排措施）不能激进，不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企业竞争力急剧下滑，也将打击碳事业。”